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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更新,北京有新动作……

  “大红门的服装批发市场清退了,环境不像以前那么乱了,规划上还新添了一处丰台服务中心和城市图书馆。”家在北京丰台大红门附近的田女士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说,这一两年居住环境的变化非常显著,希望政府的新规划能够尽快落地。

  田女士感受到的变化,是北京推动城市更新的诸多项目之一。近日,北京市住建委发布《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(下称《条例》)公开征求意见,这意味着北京将“城市更新”提高到了“立法层面”,成为上海、广州、深圳之后,第四个针对城市更新专门立法的一线城市。

  城市更新加速进入立法时代,源于这一城市战略的密集落地。截至2021年底,全国共有411个城市实施了2.3万个城市更新项目,总投资已经超过5.3万亿元。

▲在南京小西湖片区,一名居民走过改造一新的共享花园。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

北京推动城市更新立法

 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,北京的《条例》破解了多个城市更新领域现行的政策堵点,在强化规划土地保障、加大支持力度方面具有创新突破。

  例如,《条例》明确了6大类12项更新内容,强调了“减量发展”,不搞“大拆大建”。同时,结合首都城市特点,坚持“留改拆”并举,采用小规模、渐进式、可持续的更新模式,统筹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更新,促进老城整体保护。

  比如,其中提到,可采用申请式退租、换租、房屋置换等方式,完善配套功能,改善居住环境,加强历史文化保护,恢复传统四合院基本格局。

  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,提出经业主共同决定,业主共有的设施与公共空间,可通过改扩建用于补充小区便民服务设施、增加停车位,实施老旧住宅楼房加装电梯等政策。

▲加装了电梯的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胜古北里社区13号楼。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

  “从北京城市更新的实践支撑和政策基础来看,当前立法的基本条件已经比较成熟。”一位接近住建部的消息人士告诉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,立法具有根本性和稳定性,是推进城市更新制度化建设的客观要求。

  华润置地城市更新部门人士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说,“北京城市更新的类型多、数量大,而前期各类社会主体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政策,均有必要通过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和固化。”

  他表示,对于企业参与者来说,立法能够使城市更新的方向、边界、保障等更加清晰,市场主体可以结合自身业务特点,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,调配资源力量,更好地服务城市更新这个战略布局,同时在其中实现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。

  事实上,北京的城市更新立法早就在规划之中。

  2021年11月30日,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七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》立项论证申请。2022年1月8日,北京市公布了“2022年的立法计划”,其中就包括《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》。

  “随着《条例》后续正式颁布实施,北京城市更新工作的‘四梁八柱'法治政策体系基本形成,将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更加全面系统、更加权威稳定的制度供给保障。”愿景集团副总裁张恒斌表示。

治理‘大城市病’,破解城市发展的短板

 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,正如人体的新陈代谢。

  6月10日,住建部总经济师杨保军公开表示,“我国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,城市发展积累许多的矛盾和问题,亟需通过城市更新来治理‘大城市病’,破解城市发展的短板。”

  前述接近住建部消息人士说,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城市建设中,包括旧改、棚改等都可以算作是城市更新的手段,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总纲性的法律法规,没有法治保障,就无法从根上解决城市更新中的难点与堵点。

  首先,就是带来了“大拆大建”的问题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在接受采访时认为,部分地区和城市,没有准确理解“有机更新”的内涵,将城市更新演变成简单的土地收储和商业开发行为。

  在张松看来,对原住居民进行大规模动迁,对所有建筑进行彻底拆除重建,容易造成城市社会结构的瓦解、历史文化积淀的消失、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,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。

  2021年8月,住建部专门发布《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》,对此项问题进行纠偏,在本轮各地发布的更新办法和立法中,也一致强调了要杜绝“大拆大建的行为”,将“人民城市人民建,人民城市为人民”思想贯穿到所有环节。

  另外,社会关注度和讨论度最高的,莫过于对“留守户”困局的破解之举。广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龚军伟表示,长久以来,“留守户”的存在更像是“一票否决制”,由此催生的旧改项目停摆现象十分常见。典型的比如广州天河的冼村旧改项目,由于部分村民坚持不签约,项目多方持续拉锯,推进耗时已超过10年,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巨大资金压力。

  从公开信息看,在这一轮发布的更新办法中,多地创设了“个别征收+行政诉讼”制度。简单来说,地方政府应以调解为主,如果实在调解不成,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,“留守户”或将面临被征收的命运。

  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表示,许多有开发实力、运营优势的品牌房企,正是由于更新项目转变为土储的不确定性、长周期资金沉淀的风险等因素不敢轻易涉足,本次有了法律法规的保障,等于给难题“撕开了一个缺口”,未来我国城市更新有望进一步提速。

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

  在北京之前,已有包括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三个一线城市发布城市更新条例或相关征求意见稿。

  今年5月30日,上海发布的《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》中,将城市更新作为一项重点内容,提出“未来将加强城市更新规划编制、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,年内新启动8个以上城中村改造项目。”

  上海是我国众多老工业基地之一,市内存量工业用地过多、土地使用粗放、产出较低的问题日益凸显,成为政府的一块“心病”。近年来,上海尝试进行城市改造的项目试点,比如静安区上海火车站的公共绿地改造,以及静安区“东斯文里”的历史建筑保护等,在存量改造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一手经验。

  与上海类似,北京的城市发展也已经进入“减量双控、以存量更新为主”的阶段。

  尤其是,作为国家的首都、千年古都,北京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资源特别丰富,更加需要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,在此前的相关调研和政策反馈中,不少专家都建议,北京的城市更新“应以保护性修缮、恢复性修建”为主。

▲北京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的杨梅竹斜街。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

  而另外两个一线城市,深圳和广州的境况更为相似。“广州和深圳的城市发展,不受‘减量'约束,城市更新实施中更侧重于拆除重建。”首佳顾问咨询(北京)集团有限公司的研究员陈洁琼说,这两个城市强调的是政府统筹,市场运作,政策红利更为突出,市场化程度更高,社会资本参与更多。

  除去一线城市,国内还有近30个城市在2022年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。

  比如,天津的滨海新区提出更新总面积2283平方千米,包括5个开发区、16个街道和5个镇,至2025年要完成1000亿元的城市更新资产投资;南京则重点聚焦在玄武区、秦淮区、建邺区、鼓楼区、栖霞区等老城区,提出推动老旧厂房如南京老烟厂改造,以及浦口火车站历史风貌区改造等。

  一位受访专家提示,实施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尤其考虑到我国不同城市的发展程度、实际情况差距非常大,各地还需结合自身实际,如城市化发展阶段、产业结构、土地使用现状、产业发展趋势等特性进行立法,设计出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更新模式。

  “住建部正在牵头研究完善城市更新制度政策、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。”杨保军说,这项工作十分复杂,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,进行研究探讨、建言献策、共同行动。


编辑:liq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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